作为法家代表的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坚持“功必赏，过必罚”的原则，赏罚分明，甚至轻罪重罚。在中国法制史上，自商鞅而有“律”，其“改法为律”的目的就在于用“律”的细密精严来改造前代“法”与“礼”共存的难以操作性，建立“职臣遵分，各知所行”的官僚秩序。

在秦律中，不少规定都直接针对各级官员制定，严格要求他们廉洁奉公、依法行事、执法从严。秦国朝廷每年根据各地的上计情况来考核地方官员，考核成绩好坏、官员贪廉、排列等级名次，列入上等的为“最”，列人下等的为“殿”，然后分别予以升擢（zhuó）、奖赏或惩处。对“不廉”的官吏，除了刑罚上的惩罚外，还视具体情节分别给予入赀（zī）、谇（suì）等经济和口头惩处。

在秦简所录的诸多律文中，对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有不廉行为的官吏有着极力详尽、严格的处分规定，对那些凡在农田水利、山林水族、粮食贮藏、农具保管、牛马饲养、工业生产、市场交易、关市管理等经济管理活动中不能廉敬、廉能、尽责尽职的官吏，都有相应的制裁和惩处规定。

秦律的科学性通过制造兵器的流程可见一斑，在各个环节都有督责制度。铸造地点、工匠的姓名、监督生产的官员姓名，就连总负责商鞅的名字也不能例外。而年份则代表了生产批次，以备后查。

“八年相邦吕不韦戈”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戈长21.7厘米，重0.3千克，为钧杀兵器。“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吕不韦曾是秦国丞相，也被称为相邦。根据秦国的规定，丞相负责全国政务，铸造兵器的事也由丞相监督，因而兵器上要刻丞相的名字。体现了秦国严格的军工生产管理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保留了追责依据，可谓“秦之利刃，有责必究”。

在这种森严的监管制度下，从事兵器铸造者必须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这种督责制度实际上也揭示了建立秦制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制度来监督施政行为促进廉政。

督责属于监察制度体系，其雏形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战国以后，御史开始司职监察。秦朝建立以后，在中央推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之间权利相互制约，其中御史大夫就负责监察；在地方推行郡县制，郡监负责一郡的监察。这套监察制度的创立正是源于商鞅的廉政监察思想。

总的来说，商鞅变法中的廉政文化体现了一种以公为先、以法为本、刚正不阿、廉洁自律的精神。其所蕴含的公正、廉洁、务实等思想，对于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秉承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廉政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