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地M4发掘工作开展，该件四耳簋出土于墓葬北壁龛，现收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该簋体量恢弘，气场雄浑，通高29.7厘米，口径35厘米，是目前所见同类型四耳簋中形制较大的一例。该器整体器形高大饱满，工艺极为精湛。环耳与扉棱部位共雕琢28个立体牛首，造型生动立体；器腹满布修长尖锐的长乳钉，搭配竖向直棱纹分割纹饰区域，凹凸对比强烈，自带极强的视觉张力，雄浑威严的气质完全贴合王室级别的礼器审美，是周王朝正统礼乐范式的标准范本。（图一原图、图二线图）

纸坊头BZFM1:9乳钉纹四耳簋1981年出土于宝鸡渭滨纸坊头一号西周贵族墓，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该簋尺寸规整匀称通高23.8厘米，口径26.3厘米，整体呈现侈口外撇、束颈、鼓腹、高圈足的造型，器身整体饱满厚重。四耳为长兽首造型，耳身外延超出器口，下端垂长方形珥。腹身满铺斜方格圆乳钉纹，颈部装饰圆涡纹与四叶纹交错纹样，圈足部位环绕雕琢一圈相向夔龙纹，器物兽耳与扉棱之上浮雕牛首共计24个，雕刻精细、神态肃穆，浮雕立体感十足。整体造型厚重，是西周早期四耳簋的代表性器物。（图三原图、图四线图）

作为西周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宗庙祭祀、丧葬制度核心礼器，石鼓山 M4:208 与纸坊头 ZFM1:9 两件四耳乳钉纹簋，是用于宗庙祭祀、丧葬大典的核心礼器。

这两件器物采用分铸铸接工艺，整套制作流程分工细致、工序繁杂。铸造时会先浇铸四组完整耳部构件，包含兽首主体、长耳身与下方垂珥，待珥部坯体成型后，再在簋身铸范预留匹配的榫卯卡槽，将预制完成的珥部嵌入定位，随后二次浇灌铜液。整套工序步骤繁多、技术门槛极高，耳部与器身咬合紧密、过渡自然，没有明显拼接瑕疵，证明彼时区域内已形成成熟统一的青铜生产体系与礼乐文化，跨族群共享周王朝核心礼制范式。

分属不同族群墓葬的两件重器完全沿用同一套复杂工艺流程，足以证明彼时渭水流域已形成成熟、统一的青铜手工业生产体系。由周王室确立的礼器形制、铸造规范、纹饰标准同步向地方传播，打破族群隔阂，以统一的青铜礼器完成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实现文化认同的整合。

这类规格特殊、工艺繁缛、铸造复杂的礼器，在西周早期短暂流行，成为持有者身份地位、宗族权势与政治特权的直观物化象征。体现周人灭商立国之初气象新开，建制兴业的昂扬之势。

两件器物细节差异体现不同族群审美与文化的气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器型体量的差异。石鼓山 M4:208 簋器型硕大、器腹深邃，整体向外舒展扩张，视觉压迫感强烈，塑造出恢弘张扬的气质，贴合王室近臣贵族亲近王权、崇尚威严的审美；纸坊头鱼国四耳簋体量偏小，轮廓紧凑内敛，线条平缓柔和，无夸张外放结构，风格典雅沉稳，契合地方邦国贵族依附王室、内敛克制的族群性格。

第二，牛首浮雕艺术风格区别。石鼓山簋除了四组耳部各组6个牛首浮雕外，在四组扉棱顶端各有一牛首共28牛首，浮雕起位高、立体感极强，五官轮廓夸张锐利，神态威严，神性色彩浓厚；纸坊头簋四组耳部每组6个牛首共24牛首，排布疏密均衡，浮雕起伏平缓，雕琢线条细腻柔和，耳部与垂珥的小型牛首搭配阴线浅刻小鸟纹，装饰精巧繁复，人文审美趣味更强。数量、立体感、附加纹饰的区别，是两类贵族不同精神追求的体现。

第三，乳钉造型风格迥异。石鼓山簋使用尖长乳钉，高耸尖锐、错落排布，冲击力十足，偏向粗犷雄浑的王室审美；纸坊头簋采用圆乳钉，圆润饱满、行列齐整，温润规整，偏向精细雅致的地方工艺审美。

第四，独有装饰细节区分。石鼓山四耳簋圈足内底装饰独有的菱形网格纹，属于器物个性化私密纹饰，是工坊与贵族专属标记；纸坊头簋无内底纹饰，装饰重心集中于器身外壁，更加注重对外礼仪展示。

诸多细节差异表明，西周早期的礼制规范只划定礼器形制、纹样题材的硬性底线，并未禁锢工匠与贵族的艺术创作。不同族群、独立工坊可以在框架内自由发挥，将族群文化、审美习惯融入器物细节，地方文化得以保留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