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人与神的沟通媒介，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青铜酒器始见于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酒器从泥胎演变为铜器时，器形尚显质朴；商周时期步入鼎盛，纹饰愈发繁复、器型亦趋多样，且形成了严格的使用规范；春秋时期渐趋式微，至战国之际走向没落。

一、商人的酒文化

商代酒文化的核心，是对神灵的绝对尊崇。《礼记·表记》明确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这种“神权至上”的思想主导下，酒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的神圣功能——商人相信，饮酒后产生的飘然状态能打破现实与灵界的隔阂，成为连接祖先与神灵的桥梁。

商人不仅喜酒，同时也掌握了高超的酿酒技术。商代的酒大致分为三类：酒是用黍来酿造的；醴是用稻米加酒曲短期发酵的低度数的饮料，（“醴，酒一宿热也”《说文解字》）；鬯又被称为叫做秬鬯是用黒黍加郁金香香草酿成的香酒（“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说文解字》）以祭祀很高贵的神。大概用法是：注入斝、爵底部加热从而使香气弥漫，从而神能接受。

酿酒流程

这些情况致使商代祭祀仪式不仅隆重且持续时间长，还用酒量极大，消耗了大量粮食。与此同时，饮酒之风遍及社会各阶层，酒器不仅规格高，数量亦极为可观。如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青铜器210件，其中酒器数量高达155件，占总数的74%，涵盖了偶方彝、尊、觥、壶、卣、爵等十五种不同形制的器物。一些平民墓中也发掘出陶制酒器。由此可见，酒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社会各阶层都对其“爱不释手”。

妇好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用复杂而又隆重的礼仪祭祀祖先祈祷神灵保佑战争的顺利所供奉的青铜器内盛有各种食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酒，古人相信酒有和神灵沟通的作用。

二、周人的酒文化：礼制的约束

周人以农耕为主，具有重勤劳、尚节俭的美德。在周人的价值体系中，“勤”与“俭”不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周初统治者深刻反思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普遍认为商朝因统治者沉迷酒色、过度消费酒类、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导致国家贫弱、纲纪废弛，最终亡国。

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作为周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对商亡教训的深刻总结，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部系统性的禁酒令——《酒诰》。其集中体现了周人的饮酒观念：“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意思是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且要以德自律不致醉乱。饮酒行为自从从商代的奢侈消费转变为祭祀与仪式行为。

《酒诰》

这一规定标志着饮酒行为从商代的奢侈消费、日常放纵，转变为周代严格的祭祀与仪式行为。周人将饮酒严格限定在祭祀等特定场合，并强调饮酒时要以道德约束自己，保持清醒和节制。这种转变不仅仅是饮酒习惯的变化，更体现了周代“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和“敬德保民”的治国方针。

商周酒文化的演变，绝非简单的饮食习惯变化，而是中国古代文明从“神秘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型的缩影。商代以酒通神，酒器是连接人灵的“神器”；周代以酒守礼，饮酒是维护秩序的“礼器”。从妇好墓中璀璨的青铜酒器群，到《酒诰》中严谨的禁酒条文，这一过程折射出周人对“人”的重视、对“德”的推崇，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深刻思考。酒，最终从“神的媒介”回归为“人的规范”，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基石。

编 辑：衡   飞

责 编：王建军

审 核：李    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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